从福报到猝死,为什么996成了互联网公司独特文化?

2021-08-29 10:40来源:市值榜 原文链接:点击获取

作者|田宇

编辑|嘉辛

1886年5月1日,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涌上街头,向资本家争取休息的权利。在运动中心芝加哥,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,5月3日更是发生了爆炸事件,多名工人被枪杀和逮捕。

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,1889年7月,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。“八小时工作制”逐渐在世界各国确立。

一百多年过去了,996、大小周却在互联网公司大行其道,成为一种公开的“文化”。

2019年3月,一名程序员在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与开源社区GitHub上创建了名为996.ICU的仓库,号召程序员们揭露加班严重的互联网公司。一个月后,包括阿里、百度、京东、拼多多、字节跳动、58同城、小红书等互联网公司的强制员工996的“黑名单”在网上流传。

面对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讨论,互联网大佬们面不改色,甚至理直气壮。

阿里官微曾分享了马云在内部交流活动的讲话,称“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,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。”刘强东也在朋友圈发文,分享了自己早年创业间每2小时设一次闹钟的经历,并表示“混日子的不是我的兄弟”。

这种“你看不惯我,却不得不给我打工”的态度,不知道是霸道总裁做久了,还是梁静茹给的勇气。

后来,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事件,将互联网大厂加班现象推向舆论风口,央媒通批畸形加班现象必须坚决遏制。

8月25日,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10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。其中,“员工拒绝‘996’被解除合同后获赔”成为最典型的案例之一。

这也意味着,官方首次明确表示,996工作制属违法行为。

从出现端倪到大行其道,为什么996成了互联网公司独特文化,究其深层原因,还要从企业竞争、内部管理和时代背景三个层面分析。

01 互联网公司竞争:零和博弈

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“平台经济”。淘宝、拼多多是购物的平台,百度、今日头条是资讯的平台,微信是社交的平台,滴滴是打车的平台。

看似百花齐放,其实干的都是一样的活:把供方和需方弄到自家园子里,养肥了开始收服务费、卖广告、搞金融。

对平台经济而言,规模就是生死。获得最大规模的平台,能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流量,规模小的只会被市场挤出。

这是一场零和博弈。

互联网平台之间的竞争,从来不是靠技术与服务赢得客户,而是靠打败竞争对手垄断市场。

今年7月,作为起步最早的社区团购企业之一、先后融资8轮、估值10亿美元的同程生活宣布破产。此前,同程生活从众多小平台中拼杀出来,并且基本盘稳固,CEO何鹏宇曾在公开信所说,仅用了一年半左右,“同程生活已实现前端履约打平,进入良性发展阶段”。

故事在2020年9月发生转折,新冠疫情使社区团购赛道大热,美团、拼多多(多多买菜)、滴滴(橙心优选)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场。

“不惜一切代价”“All in”“打赢战争”,一个个豪言壮语被反复喊出,听着以为是在研发新冠疫苗呢。

他们 “战争”的手段就是烧钱。一方面,用低价吸引顾客,鸡蛋0.1元4个,香蕉0.99元/斤,五花肉9.9元/斤……另一方面,用高薪酬吸引团长。行业从“拼创新”“拼执行”“拼模式”转向了“拼资本”“拼补贴”。

社区团购行业利润率急转而下。

在“巨头”进场前,像同程生活这样体量的平台单月销售额在8亿元至12亿元之间,毛利在20%左右。“巨头”进入后,平台每月营收降幅最高达80%以上,毛利直接变为负数,整个社区团购市场也进一步滑向全行业亏损的泥沼。

同程生活倒下了,有人说社区团购可以散场了。他们不知道,同程倒下正是行业巨头所乐见的。阿里、京东、美团、滴滴、拼多多,哪个不是从腥风血雨中、踩着对手尸骨走出来的?

2018年4月,滴滴外卖在江苏无锡正式上线,与美团、饿了么开启“外卖大战”。饿了么甚至打出“干死美团、碾压滴滴”的条幅。一时之间无锡人民成为全国羡慕的对象,有网友晒出外卖单,原价59.3,各种补贴打折之后,只要1.8元。这也只是小阵仗,要知道,在外卖这个赛道上,百度糯米这种重量级选手都被干死了。

滴滴收购优步;小黄车倒闭、美团收购摩拜;时间再往前拨,唯品会、凡客、苏宁易购、当当、亚马逊,电商市场也曾山头林立、硝烟四起,如今倒闭、退出、收购,只剩下阿里和京东。

拼多多看起来是个异类,但和京东一样,他们是在阿里和腾讯的生态战争中找到了缝隙,并在最初被腾讯有意扶持,抗衡阿里的。不过这是更大战争中的一个注脚。

传统行业中也不乏竞争,无论是国际巨头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,还是国内名企如格力和美的,它们作为“死对头”的历史要比互联网企业之间久得多。它们之间的竞争都是以自身盈利为前提,实现超越对手的目的。甚至为了做大市场还会有合作。很少有你死我活、誓不罢休的战争。

而互联网企业中,像QQ和360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行业,都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。因为它们的盈利模式不同。传统行业赚的是投入产出差,互联网行业则是“收租”。

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遵循着同一条发展路径:通过价格竞争做大用户规模,从而获得资本青睐,拿到钱进一步扩大规模、耗死对手,继续融资,一轮轮下来市值滚雪球,最终走向二级市场。

发展模式与竞争环境带来的外部压力,被互联网企业转移到内部管理上。

02 脑力员工被绩效目标统治

互联网公司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企业:“知识”意味着员工主要从事脑力劳动,“密集型”意味着员工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。

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不在于用脑还是用手,而是组织生产的逻辑不同。

在制造业,少数管理者做出经营决策,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在流水线上,按标准化的方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。

而互联网企业处于新兴行业,所做的事情要么是全新的,如外卖、短视频、直播,要么是旧事物新业态,如网约车、社区团购,对于怎么做才最好最有效没有经验可循。即使有管理者制定一个方向和策略,仍然需要员工运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,发挥创意、探索路径、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。

在这里,质量和过程都是不明确的,这是脑力劳动的特点。

对于如何管理脑力劳动者,使其不丧失活力与动力,又适应公司快节奏、高强度的需要,是互联网企业共同的难题。

他们找到的手段是目标导向,又分1.0ba版本、2.0版本和3.0版本。1.0版本叫KPI,2.0版本叫OKR,3.0版本叫股权激励。

阿里是KPI的代表。根据员工业绩和价值观,每季度考核一次,5分制的考核结果中,3.75及以上的员工占比30%,3.75分的员工占比60%,3.25分的员工占比10%。上年度考核达3.75分及以上,才有晋升机会;连续两季度3.25以下,则可能被淘汰。

OKR在后起之秀中流行,如字节跳动等企业。

OKR(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)全称“目标和关键成果”。每月由员工自己设定自己OKR,每两个月内部对员工的完成结果进行复盘。相比KPI的具体指标,OKR更宽泛一些,只要是你想达成的都可以写上去。

看似少了些强制意味,但这种自由才是最大的坑。

首先,这种 “自己选的路,跪着也要走成”的模式让人没有了逃避的借口。更难的是,它的潜台词是:人是要不断进步的。完成任务还不够,你还要比上次完成的更好,否则依然是平庸甚至不合格。

OKR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,员工还要定期和领导、其他团队成员对OKR。员工之间互相比较与竞争,成为整个体系的推手。

无论新老企业,股权激励都是标配。表面上看,是因为企业融资、估值、上市的发展模式给股权激励提供了条件和足够的吸引力。但实际,它的管理效果要远大于激励效果。

原因很简单,股权激励都是期权,一旦提前离职就拿不到了。说白了,期权奖励的是忠诚度。

KPI、OKR、股权激励,其实都是无奈之举。因为你无法告诉一个人怎样用脑子,你只能告诉他:拼命去做,拼命去做。如果目标没有达成,要么不够努力,要么能力不行。

心理学家米哈里·契克森米哈赖在其著作《心流:最优心理学体验》一书中描述:当一个人有清楚的目标、专注从事、并从中获得立即反馈时,能够获得一种高度的兴奋与充实感,可以从事很长时间的工作而不感觉到时间的消逝,是为心流。

企业希望用目标导向让员工进入心流状态中,可惜目标导向不一定能起不到激励员工的效果。归根溯源,目标的设定就是困难的,只能交给主观和市场判断。这些概念逐渐沦为一系列被曲解的价值观:

你向公司做出了承诺,无论如何都要完成;

公司给了你机会,把握不把握全看你自己。

而一旦违背这些价值观,会被视为异类,打上不忠诚、不努力、不上进的标签。

阿里、拼多多都有员工表示,公司虽规定6点下班,但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下班时间在9点后,而加班越多,走得越晚也成为努力工作的表现。2020年,网传快手总部在厕所安装计时器,以此对“带薪拉屎”“摸鱼”的员工形成心理压力。

总言之,因为脑力劳动无法管理过程,企业引入目标导向;因为目标设定困难,逐渐沦为营造价值观的手段;工作时间则成为衡量价值观的最简单、最突出的手段。

制造业中,机器设备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,因此要维持设备的最大限度运转。

互联网公司中,既然人是最大的生产力和成本,那么让员工像机器一样24小时运转,恐怕就是互联网公司最大的梦想。

03 “996是福报”更容易被接受

激励的竞争、扭曲的目标管理,这些可以解释996,却不能解释996何以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文化。

十年前的富士康,流水线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,薪资中却只有一半底薪,另一半全靠加班获得。

所有底层都在拼命挣钱,但只有互联网公司敢喊出“996是福报”。

他们的底气,就是奋斗论。

过去十年间,互联网公司的平均薪酬一直排在各行业前列,诞生了一个个造富神话。35岁腾讯员工赚几千万退休了;28岁的字节跳动员工身家上亿后选择辞职去拥抱山间清泉与峡谷的风;2020年6月,一位36岁的阿里P8写了一篇告别帖,表示已经实现财务自由,要开始环游世界。

这些造富光环,对大学毕业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他们正是互联网公司员工的主力。

他们大多出身城镇职工或农村家庭,抱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信念挤过高考的独木桥,大学里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: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一直有更高的追求,他们的家庭对他们一直有更高的期许。

今年6月,一段“高考倒计时,衡水学子励志演讲”的视频在网上流传,视频中演讲中咬牙切齿的喊出,“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‘土猪’,也要立志,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。”

衡水中学号称国内高考工厂,2018年文科一本上线率92.7%,理科一本上线率93.91%。最终被清华、北大录取的学生人数为214人。即使在这样的顶尖学校学生,已经比同龄人领先一步,他们出人头地、改变命运的迫切感也无比强烈。

残酷的是,社会不同于学校,机遇有时比努力更重要。

2008年以后,社会财富迅速向房地产、金融等行业聚集,制造业、商业、服务业却利润微薄。互联网是仅有的能够吸纳大量就业、又处于爆发性增长阶段的行业。

于是,仿佛又回到了高考前,职场被描述成一个靠“奋斗”就能取胜的战场:

“年轻人现在不吃苦,以后有苦吃。”

“应该庆幸现在有拼搏的机会。”

得益于整个行业的发展,早期押注互联网的人确实赢了。这些成功的例子,反过来强化了“奋斗改变命运”的信念。

不管怎样,奋斗的价值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。

互联网大厂崛起,是享受了人口和技术发展的红利。巨大的人口基数提供市场,技术发展使互联网得到普及,高校扩招带来远远不断的劳动力,天时地利人和。而个体的成功,不过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这个行业,又确实努力了一些,没有被甩下去。

然而,最关键的误解不在这里,而在于,奋斗不应该仅是为了财富。退一步说,奋斗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攫取现有的财富。

这恰恰是互联网企业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。收割流量、挤垮对手,他们讲述着一个个商业模式的故事,花大力气收集、分析人们的数据,而真正的技术创新寥寥。

难怪人民日报评论说,“掌握着海量数据、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,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,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、几斤水果的流量。”

如今,移动互联网的增长已经探到天花板,头部APP的流量池也几乎固化,互联网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。

巨头们固然可以继续通过干掉对手获得增长,但势均力敌之下,谁又有当初的豪气与信心呢?内忧外困,只得削减成本,靠高报酬维持的“奋斗论”,也难以持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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